《经学义理》为作者邓国光多年心血的结晶，作者以开阔的视野，对先秦时期经传与诸子以及两汉著作中“理”义的流变、魏晋南北朝文论的经学演绎、南北朝国史所承继的经学传统、清代经学流变等问题作了重点探讨，其中探幽索隐、比堪不同文献记载，从纵向上对中国经学义理之演变作了实事求是的考察，凸显了中国经学演进的内在理路与发展脉络。同时作者成功地做到了将宏观的探讨、把握与微观上的阐发、分析二者相结合，通过对历代经学著作、以及子学、史学与文论著作中经学意蕴的阐发、梳理， 总结出各个时代经学流变的特点和精神。

《经学义理》为作者邓国光多年心血的结晶，作者以开阔的视野，对先秦时期经传与诸子以及两汉著作中“理”义的流变、魏晋南北朝文论的经学演绎、南北朝国史所承继的经学传统、清代经学流变等问题作了重点探讨，其中探幽索隐、比堪不同文献记载，从纵向上对中国经学义理之演变作了实事求是的考察，凸显了中国经学演进的内在理路与发展脉络。同时作者成功地做到了将宏观的探讨、把握与微观上的阐发、分析二者相结合，通过对历代经学著作、以及子学、史学与文论著作中经学意蕴的阐发、梳理， 总结出各个时代经学流变的特点和精神。

本书采用理论分析与训诂考据相结合、具体的分门别类的研究与综合性的系统研究相结合的方法，以朱熹经学为点，以宋学为面，以整个中国儒家经学发展史为线，通过点、面、线三者相结合，把朱熹经学置于中国经学发展的大背景下，全面、深入地研究了朱熹的《四书》学、易学、《诗经》学、《尚书》学、《礼》学、《春秋》学、《孝经》学等经学思想及其与中国经学的关系，揭示和论述了朱熹经学的特征和时代意义、朱熹的经典诠释学，以及朱熹经学在中国经学史、哲学史、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，并对朱熹经学作现代审视、反思，在指出其流弊的同时，挖掘其合理的价值。

前言 經學曾經長久地塑造了中華文明。正如李源澄《經學通論》所言：“經學者，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。未有經學以前，吾國未有統一之思想。經學得漢武帝之表彰，經學與漢武帝之大一統政治同時而起。吾國既有經學以後，經學遂爲吾國人之大憲章。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，聖君賢相經營天下，以經學爲模範，私人生活，以經學爲楷式，故評論政治得失，衡量人物優劣，皆以經學爲權衡。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，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。經學與時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，而經學可以産生律令，修正律令。在吾國人心目中，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，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，萬古長存。董生言‘天不變，道亦不變’是也。”百年以來，鼎祚數易，國運遷變，經學不但無預於國家建制，而且退出日常生活。即便在學術研究層面，現代學科建立之後，經學一變而爲史學，再變而爲史料，經學之精神蕩然無存焉。 時至今日，經學已...(展开全部)

前言 經學曾經長久地塑造了中華文明。正如李源澄《經學通論》所言：“經學者，統一吾國思想之學問。未有經學以前，吾國未有統一之思想。經學得漢武帝之表彰，經學與漢武帝之大一統政治同時而起。吾國既有經學以後，經學遂爲吾國人之大憲章。經學可以規定私人與天下國家之理想，聖君賢相經營天下，以經學爲模範，私人生活，以經學爲楷式，故評論政治得失，衡量人物優劣，皆以經學爲權衡。無論國家與私人之設施，皆須於經學上有其根據。經學與時王之律令有同等效用，而經學可以産生律令，修正律令。在吾國人心目中，國家之法律不過一時之規定，而經學則如日月經天，江河行地，萬古長存。董生言‘天不變，道亦不變’是也。”百年以來，鼎祚數易，國運遷變，經學不但無預於國家建制，而且退出日常生活。即便在學術研究層面，現代學科建立之後，經學一變而爲史學，再變而爲史料，經學之精神蕩然無存焉。 時至今日，經學已...(展开全部)

《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》分为两个主要部分：思想、学科。第一部分是“思想”，主要内容为近代经学研究的学者，在历史大转变中，对经学的态度的转变。第二部分是“学科”，主要分几个点：一是古文经学的历史化，二是从今文经学到古史辨派，三是宋学的哲学化，四是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学科进行反思。由此整理出一条经学现代迁变的线索，并证明：现代以来的学术分科方式，无法真正囊括传统经学的精义，我们有必要回到经学研究中，去全面探讨传统经学的精神。

《国学与近代经学的解体》分为两个主要部分：思想、学科。第一部分是“思想”，主要内容为近代经学研究的学者，在历史大转变中，对经学的态度的转变。第二部分是“学科”，主要分几个点：一是古文经学的历史化，二是从今文经学到古史辨派，三是宋学的哲学化，四是从经学角度对现代学科进行反思。由此整理出一条经学现代迁变的线索，并证明：现代以来的学术分科方式，无法真正囊括传统经学的精义，我们有必要回到经学研究中，去全面探讨传统经学的精神。

现代性研究在当今中国可谓方兴未艾，尽管现代性本身已经绝对算不上新鲜的话题。坊间正流行着各种各样翻译介绍西方者的现代性批评论著，从哈贝马斯到查尔斯·泰勒，从福柯到夏尔·波德莱尔，说明现代性研究本身作为对现代现象的总体性反思，如何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关注和热情。同时也展示了现代之后的世界，精神之芜杂和意向之分歧。不过我们组织编纂出版这一套中国的现代性与人文学术丛书，并非只是泛泛地参与到对时代核心问题的讨论之中，而是自学地意识到现代性研究中两个相互勾连的环节：第一，中国的现代性；第二，现代性视域中的人文学术。

周予同先生是上世纪中国经学史的学术大师，他的著作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研究经学史的最高水平。这是周予同先生撰写的关于经学历史与中国文化的通俗性读物。